发端于美国的金融海啸正波及全球，世界经济有可能限于衰退。中国经济即使“衰退的可能性等于零”（周其仁的判断），但是实体经济下滑显然不可避免。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经济的长期增长有赖于资本、劳动的投入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但是短期内则取决于总需求水平。对于一国经济而言，总需求由投资、消费、外部需求（净出口）（俗称“三驾马车”）构成，然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消费长期萎靡不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名不副实。现在中国商品主要出口目的地美国和欧盟经济均可能陷于衰退（欧盟委员会近日称欧盟明年经济零增长），“三驾马车”有可能再倒下一“马”，投资势必独木难支，这种情况下，总需求的下滑不可避免，这也意味着实体经济短期内的下滑不可避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为什么能挺过来？（注意是“挺”，1998、1999年中国GDP增速为6.9%、6.2%，出现了大幅下滑，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低增速），这一方面是和政府在此期间大力增加投资有关，更主要的是那时欧美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较少，中国商品的外部需求受到的影响不大，并且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没有现在这样高（目前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因此当时通过大修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此次面对外部需求的大幅下滑（沿海地区大批制造业的倒闭、冷清的秋季广交会已经说明一切），中国企图再次以大手笔的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效果可能没有10年前有效。相较于十年前，中国的块头明显变大了，对外需的依赖更加严重，这个时候内需如果不能挺身而出，只依赖投资，中国经济要想再次安然避过此次危机，恐怕有点悬。
启动内需，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喊了10年，然而一直没有任何进展，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徘徊在1/3左右（成熟发达国家在60%以上）。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出口实在是太强了，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更是突飞猛进。出口这驾马车动力足够强劲，中国经济增长无忧，以至于“启动内需”长期停留在口头重视上。但是这一次，启动内需，必须动真格了，因为我们别无选择。笔者认为，对此，最高决策层的认识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消费为什么长期上不去？要说很简单，没钱。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在GDP中偏低，口袋没钱怎么消费？但是在没钱的同时，如何解释银行储蓄的猛增？中国的储蓄总额在GDP中的比例近年高达50.6%，10年前则为40.7%。储蓄是将当前的消费推迟到未来的行为，当未来的不确定性越高，可能的支出越大，储蓄比例就会越高。当个人的社会保障绝大部分依赖个人完成时，风险徒增，储蓄比例自然升高。因此，银行储蓄的猛增，并不说明老百姓有钱了，反而说明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更为要命的是，在社会储蓄猛增的背后，家庭储蓄同期在GDP所占的比例从20.1%降到15.3%；而政府、企业的储蓄几乎翻了一倍，占到GDP的35.3%。这说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财富大多数流向了政府、企业而非个人，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衡。“国富民贫”，消费为什么长期上不去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要想启动内需，急需改“国富民贫”为“国强民富”。中国的13亿人口8亿在农村，而农民一直是消费力最弱的群体。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达3.33:1，绝对差额为9646元，城乡收入差距达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最大。因此，启动内需必须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着手。十七届三中全会把研究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作为主要议题，正是体现了上述思路，而一个具体体现便是会后不久立即决定大幅提高2008年的秋粮收购价和2009年的最低收购价。这是国家一年之中第三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并且提价幅度一次比一次大。此次提高后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已经接近或高于市场价格水平。由于经济下滑，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肯定不如从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势必会放缓，甚至会出现回流，经济景气时，农民可以获得较多的务工收入；经济不景气时，务工收入减少，务农收入就显得重要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对于农民增收尤其重要。
此次进一步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的背景是粮食连续5年增产，粮食已经处于阶段性的供过于求，个别品种如小麦甚至是严重的供过于求。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首要目标显然并不是为了增加粮食供给、确保粮食安全，如果是那样的话，维持粮食最低收购价不变就行了，因为经济下滑，粮食的生产成本也随之下降，收购价格不变，农民的种植收益是提高的，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并不会降低。然而政府不但提高而且大幅提高明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显然更主要的是着眼于“启动内需”这个更大的命题。对农民的补贴和扶持不能再是“毛毛雨”了，中央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显然有更高的期待。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这就意味着，12年后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将达到8300元左右，经过努力可以达到更高水平。
因此，我们在分析粮食生产、粮食价格时，应着眼于更宏大的经济背景。中央出台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及相关强力补贴措施的背后是经济下滑，中央对农村的问题异常重视，对提高农民收入的努力必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是说，只要政策精神真正贯彻下去，农民的收入必将迎来一个大幅增长时期，显然农产品的价格也必然会持续上升。
现在很多人在怀疑政府的政策举措对粮食市场的影响。认为中国粮食的现状是供过于求，粮食价格将面临下跌的压力，政策也不能改变这种趋势。一些人对明年的最低收购价政策能否落到实处都表示怀疑：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后，明年能否有足够的仓容来执行最低价收购？2008年小麦托市收购量占当年产量的40%，明年收购价大幅提高，而种植成本却很可能下降，这样的话，明年的小麦托市量估计会大大高于今年，很可能达到60%以上，到时候政府有那么多的仓容吗？如果没有的话，最低收购价政策会不会打折扣执行呢？如果那样的话，粮食价格自然会下来。这种逻辑不无道理，而既往的现实也经常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一次，我们不应该怀疑中央提高农民收入的决心，因为农民收入的提高关系到能否真正拉动内需，而内需能否真正启动则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避免下滑乃至走上可持续增长的坦途。只要这种决心未变，那么所谓的仓容将不再是问题，政府完全可能通过出口甚至补贴出口的方式来处理积压的库存，以缓解国内粮食供应压力。2008年中国采取了临时的限制粮食出口政策，笔者相信2009年不但政策将会改变，甚至为了维持国内粮食价格，短期内鼓励出口也是可能的。
可以说，促进农村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建立在农业补贴工业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大家相信投资工业比投资农业能够更快实现一个国家快速致富的梦想。事实也证明这种发展选择是对的。但是一种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是合适的，并不意味着永远是合适的。在发展的初期，我们是一个短缺经济，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一阶段的产品是“供不应求”，只管埋头发展生产就是了。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不再是我们的生产能力不够，而是相对于我们的消费能力来说，产能过剩，“供过于求”。这个时候强调消费对经济的带动尤其重要。怎么样提高消费？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改变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尤其是8亿农民的收入，才是根本。因此，粮食作为最重要的农产品，其价格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也有望保持坚挺。经济下滑，更多的农民会回归农业，一亩三分地也承担着更多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