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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志雄: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辨析、问题挑战与实现路径

   日期:2021-10-01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浏览:77    评论:0    
核心提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对我国三农工作的统筹推进,更是确保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与保障。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认识,不同阶段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演进特征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对我国“三农”工作的统筹推进,更是确保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与保障。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认识,不同阶段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演进特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有机耦合,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依托。目前,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如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生态与资源环境面临双重压力、生产成本攀升与供需结构失衡并存、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亟需增强、城乡居民收入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有待提高等。为破解以上现实制约因素,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目标,应做到优先支农扶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立足县域载体,推动产业深度融合;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重生态保护,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强化人才支撑,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党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三农”工作的重大部署,这是党和国家首次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融合规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三农”工作理念的进步与创新,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进入新的阶段。通过梳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并对其内涵进行辨析,厘清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对更好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演进历程

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现了传统农业农村向现代化农业农村动态演进的历史进程,其内涵与构成在特定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也会有所不同。纵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我们党对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认识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时代变迁过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农业现代化一直是党中央优先开展的重点工作。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引导农业经济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这是农业与现代化首次产生联系,但此时农业现代化尚未上升到战略高度。《195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将农业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并将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业视为摆脱落后贫困,实现革命目标的必要条件。1963年,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农业现代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中的重要作用。随后,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四个现代化”战略。到20世纪60年代,“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构成发生了调整,原有的“交通运输”被替换成“科学技术”,但农业现代化始终没有缺位。

农村建设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要求发展并改善农村生产关系。这一时期,农村现代化一直进行着相关实践,但始终没有被确立为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党和国家在实践中认识到解决农业农村的发展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首要任务,但在审视角度与政策要求方面,相关文件并没有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表述,而是就农业而农业,就农村而农村进行强调与要求。

(二)改革开放至新时代前对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四个现代化”成为家喻户晓的发展目标,从此之后,农业现代化一直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在政府报告中。例如: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地位”;2007年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2012年十八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并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从中央颁布的涉农文件对农业的不同表述中,同样能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视,如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的“根本条件”、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的“根本问题”、199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根本性问题”、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的“重大问题”,以及2002年十六大的“重大任务”。自2003年中央农村会议至十八大,党中央一直将农业强调为“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现代化建设愈加受到重视,农村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十三届八中全会首次提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表述。十五届三中全会将农村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标志总结为“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2003年中央工作会议确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5项要求中,后3项均与推进农村现代化相关。党和国家也通过开展一系列国家级工程,如村村通工程(包括公路、电力、生活和饮用水、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等)、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和“农家书屋”工程等都显著推动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至十九大,农业一直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党和国家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审视角度方面,十三届八中全会提出“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农民的小康与农业的现代化”,这是党和国家首次将农业、农村、农民三方面联系起来并加以阐述,拉开了党和国家综合审视“三农”工作的序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志着党和国家真正将“三农”融为一体进行战略规划设计。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实现了由“重要”到“必须”的跨越。但在这一阶段,农村现代化并没有作为目标进入战略设计,“三农”战略中更为重视的仍然是农业现代化,实际工作中得到更多关注的仍是农业的产业发展。

(三)新时代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认识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延续了“三农”工作是“一切任务重中之重”的方针,同时对“三农”工作的认识实现了从“同步发展”到“优先发展”的跃升。结合“三农”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含义与重要目标。2017年,十九大明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首次共同进入战略规划。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并提,并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同年出台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则进一步明确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愿景以及实践路径。这标志着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认知实现了从“为何发展”上升到“如何发展”的跨越。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全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时要求启动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到202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要求实现农业现代化且注重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到改革开放后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并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到新时代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党和国家始终重视“三农”工作在实现国家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新发展阶段下,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探索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具体实施路径将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更大效用。

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辨析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战略部署,厘清其科学内涵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前置条件。那么,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有何联系?又有何不同?对三者具体内涵进行辨析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认识。

(一)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根据农业现代化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内容,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可以划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其中,狭义的农业现代化是指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它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经济管理方法进行农业生产管理,其内容包括物质、技术、经营管理、环境保护等层面的现代化质生产水平的提高,还包括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农村城镇化水平等与农业部门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内容。关于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通常有两种观念:一是内容论,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对农业现代化内容的静态认识;二是过程论,体现为将农业现代化看作用先进生产要素替代传统生产要素,从而实现农业部门由落后迈向先进的动态转变。自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长期坚持以“四化”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目标,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则是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理论界从中国国情出发,通过借鉴农业现代化国家的经验,积极探索以“多化论”为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巨大的成就,突出表现为农业发展趋向“八化”,即生产主体规模化、生产手段机械化、农业生产生态化、农业运作资本化、农产品营销品牌化、农产品加工工业化、农业产业融合化和农业产业组织化。尽管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农业现代化内容的认识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农业现代化主要关注的是农业作为特定产业的现代化,其核心在于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关键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改善农村的物质生产条件并提高农村综合生产力水平,进而形成独具特色并富有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使其更加适应现代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需要。

(二)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由传统农村演变为现代农村的过程称之为农村现代化。相对于研究内容极为丰富的农业现代化,学界对农村现代化的研究十分薄弱。现阶段,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新时代“三农”的发展,农村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为解决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以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以往对农村现代化的两种认识——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化,均存在一定偏颇。农村现代化不是仅依靠外力建设和改造使农村呈现新面貌,也不是将所有农村完全改造为城镇,而是在城乡逐步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方式使其逐渐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彻底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从国家整体战略安排角度来看,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亦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农村现代化还包括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以及治理现代化。其中,人的现代化指农民要成为现代农民,表现为农民职业化、观念现代化和思想科学化;物的现代化指农业机械化装备化智能化、农村产业链条化以及农民居住环境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指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高。

(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不是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内容的简单叠加,而是由二者有机耦合而成的互有联系、彼此促进、相互交融的有机整体。从政治经济学视域看,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农村发展的经济基础,农村现代化筑就了农业发展的上层建筑。从社会学视角看,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通过不断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并将其发展为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环境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现代农业,进一步实现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经济收益的同步提升;农村现代化的真实内涵则是在大部分村庄逐渐凋敝的趋势已经难以扭转的既定事实下,保持和维续乡村的主体性,推动乡村社会不断调整和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传统乡村和现代社会协同发展。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体系来看,农业现代化是产业现代化的概念,它是将农业升级为现代产业部门的过程,尽管农业生产活动以农村为平台,但其所涉及的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以及农业教育、研发、服务等活动并非局限于农村;农村现代化则诠释了地域现代化的概念,它是变落后的农村为美丽乡村的过程,其内容不仅包括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发展,也包括农村文化、生态环境、居民生活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更包括涵盖广大农民的人的现代化。尽管学者们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但其观点均表明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共同构成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就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只有农业实现生产经营管理现代化,才能为农村现代化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保障,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人口、土地等资源要素提供空间载体。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农情,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才能实现农业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并逐步将传统落后的农业农村改造为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业农村。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单独依靠农业现代化或农村现代化都不足以推动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才能促进我国农业农村早日实现由传统农业农村转变为现代农业农村,加快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要前提,亦是新时期我国“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具体推进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现实挑战。

(一)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是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截至2016年底,全国拥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占比为25.1%;通天然气的村占比仅为11.9%;饮用水方面,全国接通自来水的农户不到一半,占比为47.7%;卫生设施方面,全国拥有卫生厕所的农户占比也不到50%,凸显了加快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此外,城乡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距,2019年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已经达到92.9%,而农村这一相应水平仅为59.3%,二者相差33.6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仅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存在较大差距,而且还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现象。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同样也是薄弱环节。以家庭农场为例,2018年,43.42%的家庭农场面临着生产性基础设施落后的发展难题,对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构成了现实挑战。

(二)生态与资源环境面临双重压力

尽管我国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农业绿色化发展水平不高和人均耕地资源不足形成的双重压力依然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约束。一方面,农业绿色化发展水平与现代农业要求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近年来,我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成果显著,2019年我国三大粮食作物的农药和化肥利用率分别达到39.8%和37.8%,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长期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导致生态环境存量欠债较多,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此外,我国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明显高于国际安全上限标准和世界平均水平。这表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分散小农户依然占据较大比例,人均耕地资源不足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形成了现实制约。从耕地资源来看,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一至三等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重更是不足1/3。现代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土地集中连片和适度规模经营,但人均耕地资源不足的“大国小农”现实国情无疑阻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

(三)生产成本攀升与供需结构失衡并存

破解农产品生产成本不断攀升与供需结构失衡难题是促进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方面,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挤压了农民增收空间,对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构成了现实挑战。在农业生产经营各类成本中,人工成本与土地成本是构成农产品生产成本攀升的两大关键因素。以小麦为例,2005—2018年我国小麦实际亩均人工成本和亩均土地成本分别增长1.06倍和1.91倍。生产成本快速攀升使得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现象严重,进一步压缩了国内农业生产者的利润空间,打击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另一方面,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产品消费需求也逐步向优质化、个性化和多样化发展转变。但就目前而言,我国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不足,中低端农产品供给过剩,由此形成的农产品供需错配难以适应和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多元化需求,凸显了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亟须增强

现阶段我国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着不少问题与挑战,对农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制约。一方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关系存在不稳定性。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实现产业融合的践行者,由于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地位差异性以及不对称性的存在,家庭农场尤其是普通农户在同企业开展联合与合作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这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稳定性构成了挑战。如河南新野县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形式较为单一,大多数农户采用“企业+农户”订单模式,农户参与程度低且各主体缺乏紧密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另一方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深度仍然不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还停留在产品初加工阶段,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不足且农产品在农业全产业链中增值收益小。同时,过度注重农业的经济功能而忽视农业的多功能性也不利于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更不利于发挥六次产业的发展优势和乘数效应。除此之外,外部支撑环境不健全、自我升级发展困难以及辐射带动能力弱同样也制约了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五)城乡居民收入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更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表现。2011—2020年,尽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农村居民26703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一方面,在推进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能力强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就业定居,而能力弱、收入低、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只能留守农村,进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农村缺乏新产业、新业态,农民收入结构单一化,也是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需要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而一些乡村衰落正是由于产业分割条件下农业多功能性的丧失而形成的。此外,相对于城镇居民而言,由于农业所具有的天然弱质性,农民收入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面临着更大挑战,尤其是在重大外生冲击的影响下,农民增收更显乏力。如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收入稳定性增长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农民脱贫致富进程,增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

(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主要载体,但目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发展仍然存在诸多短板和现实制约。家庭农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作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形成了功能互补、分工协作的良好发展格局,但其自身发展所面临的规范性欠缺、可持续性较弱和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制约了高质量发展进程。就家庭农场而言,土地难以集中连片经营、盲目追求经营规模、劳动力短缺、贷款融资约束以及缺乏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等都是制约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合作社发展方面,空壳合作社较多,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所占比例低。此外,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龙头企业与合作社缺乏稳定的合作机制。对于普通农户而言,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合作过程中占据绝对优势,从而使得双方合作关系呈现较高的脆弱性。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保障小农户增收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衔接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作用和稳定性亟须增强。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对我国“三农”工作的统筹推进,更是确保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与保障。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产业现代化、地域现代化和人口现代化的融合发展。但目前我国“三农”工作仍然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对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伟大目标构成了严重挑战。为进一步加快实现农业质量安全和效益提升、农村青山绿水和设施完备、农民生活富裕和精神富足,亟须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

(一)优先支农扶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首先要促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完善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建立健全财政支农扶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优先向农业农村倾斜,将“三农”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展,努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难题。二是加大力度补短板,不断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是城乡差距的重要表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首先要完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为农民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一方面,加快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清洁能源、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不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进而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此外,推动农村开展厕所革命和污水治理,不断提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和生活污水处理率,进而逐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另一方面,以县域为载体,优化县域内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推动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领域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提供就地就近优质均等化公共服务。三是加快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进一步加大支农扶农惠农政策支持力度,推动高标准农田、水利灌溉设施以及粮食仓储配套设施建设。同时,支持并引导丘陵地区开展农地宜机化改造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为发展现代农业注入活力。

(二)立足县域载体,推动产业深度融合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小城镇建设,助推县域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是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通过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以县带乡、以乡带村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促进城乡之间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进而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为农民提供高品质的就地就近公共服务,不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二是因地制宜、依托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一方面,鼓励并支持龙头企业在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立农产品加工基地,推动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和标准化生产。另一方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以培育重点龙头企业,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优势,逐步构建和完善农业产业体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进而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三是加快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方面,支持引导农村发展休闲农业、设施农业、景观农业、体验农业、乡村旅游、农家乐等新产业新业态,充分发挥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农业农村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以订单合同为纽带,大力推广发展订单农业,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开展联合与合作。创新订单农业模式,鼓励发展“农超对接”“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多种形式的订单农业模式,促进各主体形成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发展。

(三)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坚持以质量安全、效益提升为发展理念,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夯实农业生产基础,走农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一是积极推进“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提高粮食产能,保障粮食安全。此外,还应推广实施“藏粮于库”战略,以应对重大突发外生冲击风险,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二是严守耕地红线,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为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奠定坚实基础。三是动态调整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以适应市场需求,促进农产品供给差异化、多元化和标准化发展。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以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同时,依托各地资源禀赋优势,培育推广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打造名特优农产品品牌,确保产品优质优价,契合消费者对于农产品供给数量、质量以及品种的多元化需求。四是坚持和完善农业价格政策和补贴政策,建立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保护体系。完善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范围,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保障农民自身利益不受损害。五是做好农业生物育种工作,打好种业翻身仗。联合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平台力量,加大农作物种业育种科技攻关力度,筑牢粮食安全基础。六是发挥农业科技创新优势,推广增产增效、绿色防控、生态环保和耕地质量提升相关新技术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效益,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四)注重生态保护,加强乡风文明建设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素质水平。一是坚持绿色引领,增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一方面,加快构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以生态环境友好为导向,推进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减量使用,推广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绿色生产技术,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另一方面,以美丽宜居为导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农村地区垃圾分类,促进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此外,开展农村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在粮食主产区推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改良土壤肥力、提高耕地质量,进而缓解生态资源压力,增强农业发展可持续性。二是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促进农村形成新文化新风尚。一方面,通过文化宣传墙、宣传栏积极推广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乡村文化,治理高价彩礼、封建迷信等不良社会风气。鼓励支持农村建设图书阅览室与文化活动广场,为培育文明乡风、提升农民文化素养筑牢基础。另一方面,发挥文明道德模范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在农村开展文明道德模范评选并积极宣传其优秀文明事迹,促进农村深化移风易俗,形成良好风气与文明风尚。

(五)强化人才支撑,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突出抓好农业农村人才建设,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力量。一是加强“三农”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具有“三农”情怀的乡村精英。坚持农业农村人才“走出去”与“引进来”导向,建立农业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一方面,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定居,并为其提供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环境保障。另一方面,优化返乡创业就业环境,为致力于服务“三农”的农业农村人才提供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充分发挥“三农”人才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为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提供智力支撑。二是建立健全农村农业劳工市场体系,完善农业农村劳动力市场平台,及时发布劳动力供需信息,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季节性雇工与临时性雇工难题。三是坚持规范化管理、绿色化生产和经营效益优的发展理念,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同时,完善农业保险支持体系,加大农业信贷担保支持力度,为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提供保障。四是充分发挥政府引导、服务和推动的职能作用,促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提高合作稳定性。五是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引领作用,通过利润返还、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形式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有效衔接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小农户增收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六是坚持农业专业化生产与多元化经营并存,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坚持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推动土地集中连片,遏止盲目追求扩大经营规模引致的“规模不经济”风险。

(作者系《中国乡村发现》学术委员、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乡村发现转自:《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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