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各地纷纷兴建考古遗址公园。媒体报道称，遗址公园的“样板”大明宫遭遇盈利困局，这也是诸多同类单位将面临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文物部门在做好保护的前提下，应该鼓励企业介入经营开发。而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遗址公园的建设，能做一些开发旅游固然更好。如果有困难，还是不要强求，“不要为旅游而开发”。
近年来，在国家倡导“大遗址保护”的背景下，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被视为一剂“良方”。今年文化遗产日前夕，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仪式举行。这是湖南省继里耶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后的第二家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该项目2009年正式启动开发建设，目前已投资2.8亿元完成了核心保护区及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
这只是中国各地纷纷兴建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个缩影。动辄上亿、占地面积广阔的遗址保护公园项目，正在全国多个省市如火如荼建设中。然而，随着建设较早的遗址公园陆续投入运营，一些问题也相应产生。在确保遗址保护的前提下，是否需要开展商业经营活动？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如何权衡？这成为横亘在遗址公园管理方面前的一道难题。本网记者日前就此采访了多位遗址公园负责人以及相关领域专家，以期理清这一问题的关键脉络。
文物部门推动遗址公园建设
据报道，对于普通人来说仍显陌生的“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正式进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始于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此后，又相继批准了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和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
按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说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
“考古遗址公园是中国大遗址保护实践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相结合的产物”，上面这段话出自2009年“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所达成的《良渚共识》。媒体更将考古遗址公园评价为“能够有效缓解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现阶段保护大遗址的良方”。
故宫博物院院长、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是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积极推动者。在他看来，“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可以有效抵御城市建设对遗址的蚕食，科学保护、净化、美化遗址环境，最终实现遗址资源全民共享、传承后人的目标。”
“鼓励对工业遗产、文化景观、考古遗址公园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日前被正式列入《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在这种背景下，全国各地纷纷兴建考古遗址公园。
“样板”大明宫遭遇盈利困局 遗址公园何去何从
西安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以说是见诸报端最多的一座遗址公园。历史上的大明宫建于唐贞观八年，城墙周长7 .6公里，面积约3 .2平方公里，是北京故宫的四倍大，是唐代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宫殿建筑群之一。
2007年，西安市决定实施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2010年10月，占地3 .5平方公里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成开放，总投资达120亿元。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中，水泥路面、宽阔的草坪与土黄色的复原宫门相交织，其中标志性的御道广场南北长达600米，东西宽达400米。
一年多过去了，被视为遗址公园“样板”的大明宫，经营情况究竟如何？《经济参考报》日前报道称，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遇到了一种困境盈利模式的欠缺。有专家表示，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大明宫能盈利的项目太少，可持续发展存在困难。每年的维护和运转费用非常大。但是去大明宫的人就能感觉得到，游客非常少，周边的商业也没跟上，后续肯定存在困难。”一些专家也表示，如果无法突破盈利的困扰，大明宫所探索的新模式，就不具有可持续的意义，因此也将不具有“样板”的价值。
对此，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文物局局长吴春坦言，大明宫目前正处于“经济培育期”。现在大明宫的公共服务的项目尚少，暂时肯定达不到平衡。现在只能做科学管理，压缩机构的开支保证遗址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另一方面管理部门也在想办法拓展项目。
吴春日前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运营确实是比较艰巨的任务，“我们一直在摸索”。她表示，根据一年多的运营，大明宫开展了一些调查。得到的反馈显示，六成人对大明宫的环境状况和群众文化活动是满意的。
大明宫设置的“群众大舞台”，给周边的百姓提供场地、音响，让他们有条件参与文化活动。这种群众性活动的反响强烈，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对运营的帮助。因为这些老人天天在公园，对公园的遗址分布、历史知识如数家珍，已经成为普通散客的“义务讲解员”。“这些义务导游员，对扩大我们的社会认知度很有帮助”，吴春说。
此外，大明宫还注意“从孩子抓起、从学校抓起”，把公园做成社会实践的大课堂，通过孩子影响他们周边的同学和亲人。
在吸引外地游客方面，吴春表示，虽然旅游团没有直接在公园参观，但他们的团餐在这里。他们如果觉得这里不错，市场的培育效果就会不断扩大。
事实上，大明宫作为投入运营较早的遗址公园，所遇到的问题并非个案。今年4月才开始局部开放的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同样也面临探索市场运营方式的问题。
洛阳大遗址保护办公室主任王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洛阳城的总规划投资是50个亿，现在局部开放的面积有145亩地左右。为吸引游客，采取了一些票价上的优惠，包括对当地拆迁居民的优惠。
王阁表示，对洛阳城来说，下一步面临的就是如何持续发展，更有生机，“我们正在探索”。
辽宁省朝阳市原文化局长孟昭凯，多年来一直参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据他介绍，总投资达5亿元的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还没有正式开放，暂时没有盈利方面的问题。
牛河梁遗址公园在建设中，注意对遗址、环境以及当地居民生活3方面的保护。其中对居民生活的保护，又包括引导他们转化到旅游服务、特色农业以及旅游产品上来，以形成产业。
学者裴钰：可以开发的部分最好交给企业
在长期从事文化旅游研究的学者裴钰看来，当下提及“遗址公园”，仍多是从文物保护角度出发，而没有对商业模式进行很好的探究。遗址公园的经营收益不如预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把遗址公园的商业模式吃透，政府介入市场过多。
裴钰认为，探讨遗址公园的商业模式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游客多少的问题。要有综合方面的考量，同时还要鼓励企业家参与。遗址公园里，并非各处都是保护区域。政府文物部门，可以考虑在保护核心文物这个“点”之外，将可以经营的部分，交给资质好的企业来做。这样的话收益自然会增加。
裴钰表示，对于政府部门不想开发的，那就不开发也很好。但是如果想开发，就得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做。从欧美、日本的例子来看，交给市场做的文化保护项目，往往收效最优。政府部门只要做好公共服务以及必要的监督，其他的交给企业就很好。
文保专家：开发是次要的 保护文物就是要花钱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对遗址公园可能面临的盈利困局并不很以为意。在他看来，遗址公园的初衷，不是为了旅游，而是为了保护遗址。至于建成之后，要不要让游人来看下？“这个事情要做”，但只能是在保护前提下来做，是比较次要的。
马自树认为，在对游客开放方面，各个遗址公园的具体情况也不太一样。有些地方做得比较好，但一些地方，尤其是地下遗址，容易给人较为枯燥的印象。即便如此，也不能把遗址公园搞成迎合人们趣味的场所，“搞那些声光电的东西”，那就违背了保护的初衷。
“我觉得遗址公园在保护之后，能够做一些开发旅游最好。如果有困难，还是不要强求，不要为旅游而开发。这样会本末倒置。”马自树说。
至于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的高额前期投入，马自树表示，保护文物就是要花钱的，不能因为投入了就一定要赚回来。保护遗产，国家就是要投入花钱的，很难用市场经济来解释。
单霁翔此前也曾表示，需要强调的是，应准确把握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避免舍本逐末。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建于考古遗址上的主题公园。考古遗址公园不是游乐园，任何建设项目都必须谨守不破坏考古遗址的原则，各类保护与展示措施都应当可逆且可识别，举办的各类活动都应当与考古遗址的内涵和价值相协调，不要让考古遗址公园沦为商业经营场所。
虽然伴随着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中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正进入一波高潮期。不远的将来，在诸多遗址公园纷纷开始投入运营之际，如何破解保护与开发的矛盾，还会有新的讨论。不过总归有一条不能触碰的“红线”，也就是保证文物遗址的保护。唯有满足这一点，考古遗址公园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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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