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热天里，打喷嚏流鼻涕，多半是感冒了。中国经济现在好像也有点这个味道，发展态势出现了疲态，减速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大有继续下行的惯性。 中国经济 “感冒”了？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是 “感冒”吗？ 减速前行的中国经济会很快企稳吗？全球关注的中国经济走势，自然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聚焦点。本年度第二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上周在上海社科院召开，话题就围绕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展开。 许多矛盾交织，对宏观调控是个考验 与会专家坦承，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很多矛盾集中交织，这对于宏观调控而言是一个考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调查发现，不少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前景比较迷茫，环境成本上升、融资成本上升、税收成本上升，以前认为这些坎是短期的，是可以跨过去的，现在认为有中长期趋势。因为短期和长期矛盾全部都结合在了一起，短期，欧债危机，外需不足，房产调控，企业效益下降等，长期来看，又有劳动力的问题、环境能源的约束等。 “凯恩斯有一段话：经济的好，不在于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在于企业利润非常高，投资愿望非常强烈。现在中国经济最难过的是，民营经济的利润在缩减甚至消失，不少企业难以生存，而且缺乏投资愿望。” 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石良平教授认为，政府宏观调控正面临两难，包括房地产问题。如果放松调控，则会前功尽弃，社会上负面因素也会起来；如果坚持严控，那么这一领域的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 “怎么办？我有两个观点：一是推进刚需；二是做好保障，就是把保障性住房这块做好。”在他看来，“千方百计保持中国经济相当的活跃度，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要围绕着增加企业要素来做文章，包括减税，相关制度优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间，需要研究怎么能够把中国经济的底部夯实，让资金刺激效应，包括通过一定的体制和政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来。 石良平教授特别提出他现在有个感觉，即越来越多的人都纠缠在宏观调控上。政府也好，学者也好，都很相信政府宏观调控力度，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导致现在大家每个月都在看数据，在猜政府什么时候会出什么政策。在猜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心里有数的。 “预期不稳定以后，所有的消费决策都不稳定，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当潮水退潮，要警惕 “全球产能过剩”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研究员强调，分析经济形势，大局要看，短期的东西也要关注。短期的东西，有些是中长期的小插曲，但有些却意味着中长期代表性的转变，或者是一个转折。 世界是平的，研究中国问题不能离开世界问题，中国经济的状况和世界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周振华说，今年以来，世界经济现象有一点引起他关注：不仅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下降趋势，新兴经济体也有明显下降，这当中，工业经济的下降速度超过GDP的下降速度。 对此，他大胆提出设想：“2008年的世界危机是不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前面的阶段主要是 "去泡沫"，把经济的泡沫通过去杠杆化逐步缓解。现在到了它背后或者底下的东西开始冒出来的时候，就像潮水退潮以后，礁石露出来一样。”他指的礁石，就是 “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 如果再配置于另外一个指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也是不断往下，说明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在减弱。这里面就有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逐渐冒出来的可能。这个问题对于发达国家有影响，对于新兴经济体，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更大。因为中国是全球产能过剩最厉害的国家。而产能的调整就不是像“去泡沫”那样短期内可以解决，时间会比较长。从全球来讲至少两三年。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明祺对欧洲经济前景表示悲观，他判断欧债危机要度过当前的困难阶段起码还要一两年时间，国际贸易虽然处在增长区间，但增长幅度在下降。不过，他认为美国经济下半年可能会向好，因为美国整个房地产市场价格开始复苏，给出一个比较积极的迹象，如果说下半年随着房地产的复苏，百姓家庭的财富效应被带动起来，美国市场的消费投资意愿会明显上升。 基于上述考虑，他认为要等到欧美经济好转了需求上升了，我们的产品需求才会重新出现新的增加，这可能要等到明年。 找出经济下行背后的问题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权衡指出，对于这一轮的经济下行，要多想几个背后的因素。 第一个，是下行背后的拐点因素分析。第二个，内部经济调整是不是也会导致经济下行？服务经济转型过程不一定伴随经济高增长。第三个，要素成本的上升会不会导致经济出现下行？第四个，增长动力的转换是不是也可能导致经济下行？第五个，潜在增长率的拐点。从长期来看，现在一方面面临供给过剩的约束，另一方面又面临需求的过剩问题。 除了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之外，还要思考是不是自身调结构转方式尚未到位。袁志刚教授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没有什么明显增长。在他看来，政府短期调控要做的还是财政赤字，但是这个财政赤字的重点不是批项目，而是应该大减税；还有货币政策，要注意流动性注入管道的改变，比如怎么样让民营企业能够融到资金，这涉及到一大批金融改革。他表示，在老龄化过程当中，金融改革一定要走在前面，只有把理财金融真正做好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就好了，资本市场也就好了，结构调整的速度也会加快。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刘火晃松指出，经济增长的动力包括城市化、工业化。中国现在进入工业化后期，意味着进一步增长的速度比原来从无到有的速度会慢很多，边际增长的速度是快不起来的。另外是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率绝对不止现在统计出来的数字，现在统计出来的数字是50%，中国的城市化率至少60%。”他说，将来的城市化率并不伴随着人口大量迁移，因为农村的老弱病残留在农村，将来随着自然的终老导致城市化率的提高，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推动作用，只是说农村人口自然的减少。 中国经济的未来会怎样 “在未来20年，中国经济能走出什么样子？我最近写了篇文章，是说对中国经济看好还是唱衰。”圆桌会议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宪又把问题抛给了与会专家。 刘火晃松研究员认为太悲观没有必要。问题有，但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这一轮周期什么时候见底，非常重要的是看就业市场。中央最高层现在真正关心的指标是就业。如果就业市场出现大问题，大量的人开始找不到工作，这个时候才是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的开始，当下一些政策微调，其目的只是阻止经济硬着陆。 上海财大教授干春晖表示 “我的观点是乐观的”，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必有太大担心。 “世界上有很多中国崩溃论的学说，每年都在说中国不行了，但实际呢？” 国务院在东莞和苏州搞了两个加工贸易转型国家试验区，设了几个区域，石良平说他去东莞做调查，现状令他忧虑，现在撑在那里的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加工基地。这些加工基地在加工当中形成了自己的创新，把 “加工”这块做到了全世界最好。这就引发思考，在加工贸易转型过程当中，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他认为，中国的未来可能面临第二轮对外大开放。 徐明祺提出，现在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不是可持续，不仅要考虑中短期，还要考虑长期。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趋势如果还能在未来持续，中国就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到时候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都会改变。而现在分析问题，我们往往考虑短期居多。比如像结构调整，人口问题等，现在当然应该做出相应调整，但是指望它能够在短期内克服制约长期发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