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养老的方式无非两种：不是社会养老，便是家庭或者儿女养老。中国过去主要是儿女养老，现在正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在这个大背景下，国务院日前决定，自2009年起，在全国选择10%的县（市、区），启动“新农保”试点。
与“老农保”仅靠农民自我储蓄积累的养老方式不同，“新农保”强调了国家对农民老有所养承担的重要责任，明确了政府资金投入的原则要求。“新农保”的建立，是不是就意味着儿女养老的方式该退出历史舞台？
前不久，有一些评论对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提出的“孝道是中国国粹，应当大力培养”的说法，进行了指责和批评。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也在一篇博文中直言“养儿防老不道德”，认为做父母的应自力更生，安排好自己的后半生，不要把期望和压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父母只需给孩子爱、自由和幸福就行。纵观批评意见，一个主要理由是，养儿防老是一种典型的私力救济，主要靠道德伦理维系，却又受制于子女的健康、收入等因素，因而在目前的社会是很不可靠的。
作为一种在传统小农经济下的家庭保障模式，“养儿防老”在传统家庭逐渐解体，社会流动加快，人们的经济基础越来越不依赖土地和农业收入的情况下，其对家庭的保障和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的确越来越弱。但是，断言其不合时宜，要把它抛弃也言之过早。我认为，至少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社会仍须着力提倡养儿防老，特别是农村地区。
这并非是要减轻政府在养老上的负担和责任。乃是因为，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家庭为社会的核心单位结构，至少在可见的将来，还支配着我们。家庭有两个基本的功能：一是经济互助；一是精神互助。尽管陈志武反对父母把子女当成养老避险的工具，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养儿防老”是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他建议父母通过金融产品实现自己一辈子经济自立，不要把期望和压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但问题是，中国的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有多少父母有余钱进行金融产品的配置？即使有些余钱，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基本上配置给了子女甚至孙儿辈。这是其一。
其二，从目前农村的养老保障看，不仅覆盖的人群范围窄，水平也还有待提高。新农保的养老保险分五等，最高一等是每月500元，最低一等是每月100元，由政府负责的基础养老则为每月55元。这一水平即使加上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也远不能解决目前农村人口在社会保障上所面临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的老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因此，要现实地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就必须发挥家庭的作用——“养儿防老”。事实上，根据调查，多数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主要由其家庭成员担负，绝大部分农民仍然游离于正式养老保障制度之外。
这是从家庭的微观角度说的。从宏观上来看，正如学者高辉清在 《为“养儿防老”一辩》的文章中所言，由社会来养老是以存量的积蓄来为未来埋单，只有在国家变得富裕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彻底的解决之道。而养儿防老，则是以未来增量的扩张，来支付当时养老的费用。他认为，尽管中国经济保持迅猛发展的势头，但是在未来20~30年后的老龄化高峰之时，中国尚不太可能已经积累出足够的财富，因此养儿防老至少应该成为重要的一个支点而不能偏废。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越年轻化，对社会整体的养老压力就越少，这其实是宏观意义上的“养儿防老”。畅销书《大国空巢》的作者易贤富也持此种看法。他以美国养老方式为例，认为美国包括政府养老金（第一支柱）、雇主养老金（第二支柱）和个人储蓄养老金（第三支柱）在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其实不过是“养儿防老”的美国版，这套体系得依赖于年轻的人口结构。所以，美国现在是双管齐下，既改革养老金制度，又鼓励生育以防止生育率下滑。
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5989亿，占全国总人口约12%，今后还将以年均800万人的规模递增。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在世界上仍处于中下行列，再加上社会保障的低水平，因此，在中国还没有富裕起来前，轻言放弃“养儿防老”是不可取的。当然，为了解决沉重的养老压力，我们在加大社保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应该想办法优化人口结构。
